李嘉誠之善意, 何堪再猜

“你也許不認識我。但我和你一樣,是屬於財富最高0.01%的一員，並以作為一個徹首徹尾的資本家為榮。

我是三十多家企業的創辦者，共同創辦者，及投資者，也是亞馬遜的首位非家庭成員投資者。我自己創辦的網上廣告公司，aQuantive，在2007年以64億美元賣給微軟(Microsoft)，而且是現金交易。

我與你分享這些是想告訴你，我和你一樣對做生意及資本主義有相當的了解，而且和你一樣, 賺到滿盤滿缽， 羨煞旁人，其他99.99% 難以想像我們享受的生活。

但我可以坦白地說，我不是聰明絕頂的人，也不是最勤力的一個。我做學生時平庸得很，我也不懂科技，對電腦語言一竅不通.我最大的長處，是能夠洞察風險，及有敏銳的直覺預知未來發生的事。這些也許都是企業家固有的素質。那我現在看到未來會怎樣?

我看見民眾起義 (I see pitchforks.)

正當你和我享受著前所未有的超級富豪生活時，社會上其他的人 – 99.99% – 卻被拋在後面。貧富懸殊嚴重分化社會，而且愈來愈厲害。在1980年，最富有的1%擁有的財富大約佔美國GDP 的8% ; 最低收入的50%則佔18%。到了今天 (2014)，最富有的1%已佔GDP的20%，而最低收入的50%所佔比例則降至12%。

我知道，若干程度的財富不平等是無可避免的，但現在我們見到的貧富懸殊卻是史無前例的尖銳，致令我們的社會愈來愈不似資本主義社會，反而更像一個封建社會。

除非我們馬上設法扭轉這個局面，否則民眾起義必然會出現。沒有社會可以有如此不平等的分配而可以維持下去。人類歷史告訴我們，從來沒有社會可以有如此不平等的現象而不出現民眾起義的。你給我描述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我就可以保証它是個警察社會。 民眾起義遲早會出現,不是會否，而是何時。

我們這班超級富豪中，有不少人認為美國是不同的，民眾起義不會在這里發生，類似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甚至阿拉伯之春等，都不可能在美國出現。你們之中很多人覺得我是危言聳聽，杞人憂天。

我可以告訴你: 你簡直在夢中。你以為就算有甚麼民眾起義來臨，也會有些先兆,讓大家作出準備逃過大難。但事實往往並非如此。 革命與破產有點相似: 徵兆通常很早出現，但大家未必留意到，爆發卻在一刻之間突然而來。忽然有一天，有人自焚了，跟著成千上萬的走上街頭，然後不久便四處火光紅紅。 到時你想馬上到機場乘座你的私人飛機遠走高飛都沒有機會。

一句說話: 假若財富不平等的現象繼續惡化下去，民眾起義隨時會爆發。 我不知是何天，祇知道是會不忍卒睹。

吊詭的是，不斷攀升的不平等是絕對不必要。 祇要我們及早行動，民眾起義是可以避免的。但我們要儘快採取行動，讓社會上99% 覺得無必要成為革命者或抗爭者。這對於我們超級富豪來說，不祇可以保存性命，還會令我們變得更為富足。”

六大經濟訴求, 缺一不可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大胆地提出六大經濟訴求，希望政府主導，工商界支持，全民督促貫徹

1.  馬上取消<強積金對沖> — 香港的打工仔一向待遇微薄及缺乏保障，幾經辛苦才爭取到聊備一格的強積金，但僱主竟然運用強積金去對沖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歷屆政府束手無策。梁振英政府及林鄭月娥政府都口口聲聲要儘快打開這個死結，不惜動用巨額公帑來補貼商界，但僱主代表堅決不讓步，至今還是膠著，取消無期。

時至今天，林鄭政府應當機立斷，克服工商界的無理阻力，早日取消強積金這個於天理不容的畸形現象。

2.  以<生活工資>代替<最低工資> — 超級富豪們，請你們嘗試與你的家人以最低工資生活一個月，體驗一下低收入人士的困境。對絕大部份打工仔來說，最低工資基本不能應付日常生活需要，更不用說改善居住環境，教育子女，或儲蓄養老。在未實施最低工資的年代，工商界視之為洪水猛獸，聲稱一旦實現最低工資，便會導至大量裁員，企業出現倒閉潮，投資者卻步。結果事實說明一切，完全沒有這些情況。

今天，我們需要儘快以<生活工資>取代<最低工資>. 據學者的估計，生活工資比最低工資高約三分之一，工商界絕對可以負担得起。超級富豪們，你們不妨又用一個月時間體會一下生活工資對生活質素有何改善?

3.  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 2012年，林鄭月娥還是政務司司長的時候，特別邀請了周永新教授研究全民退休保障的可行性，但當2014年，周教授提交關於全民退休保障的建議時,  林鄭月娥卻完全拒絕考慮，並粗暴地一錘定音，否決了全民退休保障的設立。

林鄭月娥口口聲聲重視專家學者的意見，她當時決斷地把周教授的建議打入冷宮，引起極大爭議。周教授的建議其實已相當保守，充份平衡了退休者的需要,，未來的趨勢，庫房及公眾的財務負担等因素，但仍不為政府所接納。究其原因，祇有一個，就是不敢觸動工商界的利益，充份貫徹向工商界傾斜的政策。

今天，正當愈來愈多人可以享受更長的壽命，全民退休保障的必要性亦大大增強，林鄭政府應馬上重新考慮周教授的建議，儘早創立急不容緩的全民退保制度。

4.  恢復遺產稅 – 在香港這個收入及財富如此高度懸殊的社會，為何竟然沒有遺產稅? 其實香港自1915年便引入遺產稅，官方公佈的目的是“讓整個社會在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去世後受惠，因為那些富人致富的部分原因，是資產增值及香港經濟增長，而整個社會對此也作出了貢獻”。 但是，在2005年，當唐英年擔任財政司司長時，政府卻在大量反對聲音中將之廢除，這是給與超級富豪的天大禮物。這些富豪的財富，供他們及其家人幾世也用不完，為甚麼連死的時候也不讓他們為社會作出一些貢獻?

林鄭政府應在最短時間內恢復遺產稅。

5.  改革稅制 – 恢復遺產稅是立竿見影的措施，稍長遠一點(兩,三年內)，是必須改革現有的稅制。香港一向以簡單稅制及極低度稅率見稱。這在二十世紀戰後初期是無可厚非的。但踏進廿一世紀仍然抱殘守缺奉行這樣的稅制，肯定是不合時宜。

眾所週知，長期的低稅率為香港帶來至少兩大災害: 一是富有的人(包括極富有者)跟一般受薪人士採用同一稅率，實際效果就是累退制，亦是做成收入及財富嚴重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另一惡果就是由於稅率低，政府長期依賴賣地收入作為收入的主要來源，直接導至地價，樓價及租金不斷攀升，地產商的利潤幾何級數增長，樓價卻升至普通市民無法負担的程度。

林鄭月娥還未當上特首時曾在公開場合表示，她是不會觸動稅制的。很明顯，她深知稅制改革會影響既得利益者，而他們手持小圈子特首選舉的大量選票，自然不能得罪他們。

此時此地，稅制改革實在是急不容緩。改革的方向有兩大重點: 提高利得稅，同時堵塞稅務漏洞，讓利潤高的企業負担更高的稅款; 二是個人所得稅採用累進稅率，讓高收入人士交更多的稅。總的作用是扭轉目前過份依賴賣地收入，及縮減貧富的過度懸殊。

6.  加速公屋及居屋建設 — 目前公屋輪候時間已升至5.5年，數字不單繼續遠離政府「3年上樓」目標，再創近19年新高，申請數目近27萬個。 近年新建的公屋卻每年平均不到3.5萬個單位，此消彼長下，輪候冊勢越排越長。 與此同時，居住在劏房,籠屋等「不適切住所」的人數亦超個20萬，他們的居住環境極度惡劣，還要面對不斷加租之苦，生活質素每況愈下，是香港這個五光十色大城市的恥辱。

特區政府絕對有足夠財力大刀闊斧地處理公屋供應問題，但多年來卻以土地供應不足為藉口，致令問題愈來愈嚴重，2017年大張旗鼓地成立由黃遠輝担任主席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廣泛地徵集各方面的意見來提高可發展土地的供應. 但報告書還未出台，林鄭月娥已搶先宣佈<明日大嶼>的開發，視專責小組的努力及共識為無物，反映出林鄭月娥政府不尊重甚至抹煞香港一直以來奉行的諮詢機制。後來雖然表面上接納了專責小組大部份建議，但會否全力推行實在令人存疑，因為多項措施都需要多位司長局長級人馬向相關人士，團體及財團進行游說工作，艱巨而繁複，若同時又要推銷<明日大嶼>這個超級工程，官員們肯定顧此失彼，兩頭不到岸。

一) 將公屋上樓的目標由三年改至兩年，這好像要求更高，但矯枉必須過正，官員亦必須問責，否則名為三年實際可能五，六年開外;

二) 全面全速落實<土地供應研究小組>的各項建議，必要時叫停<明日大嶼>項目;

三) 引用<土地收回條例>收回新界私人業主擁有的近千多頃的閒置農地，發展公屋,居屋等項目;

四) 馬上展開與中央政府協商釋放閒置及使用率偏低的軍地，大幅度增加土地供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