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rticle is in Chinese only)
撰文：宋厚亮
來源：《中國慈善家》2015年4月刊封面文章，原文標題《徐永光：社會企業是公益通向新常態的橋樑》。版權歸慈傳媒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及作者。
徐永光：南都基金會理事長、「希望工程」創始人，是內地推動社會企業發展的關鍵人物。他將會是2015年香港社企民間高峰會的主講嘉賓。
《中國慈善家》：2014年11月，你率社會投資之旅訪英；早在2010年，你也曾前往英國考察社會企業，這兩次有哪些不同？分別有哪些收獲？
徐永光：上一次是社會企業「探秘」之旅，帶着很多問題前去，例如希望搞清楚社會企業的概念。盡管當時英國的社會企業偏於社區利益公司，傾向於不分配利潤模式，但參訪後我們的結論是，不要問社會企業是甚麼。就是不必糾纏於它的運行模式、投資、分配結構。只要是本著解決社會問題的目的，按企業化運作的機構，就是社會企業。
這次去英國考察，主要是考察社會投資，發現英國的社會投資越來越發達，有各種各樣的投資工具、模式，有資助類的，有股權投資類的，有債權類的，還有天使投資加孵化的。政府推動與企業、NGO合作的社會影響力債券、大社會資本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國慈善家》：每次海外參訪，你總會帶回來一些重大的創新項目，例如2009年率非公募基金會團參訪美國後發起成立基金會中心網，上次參訪英國後你一直致力於推動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在中國的發展，去年倡議發起中國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聯盟。這一次，有哪些可以引進來的新模式？
徐永光：基金會中心網發起設立，我幾乎是直接操盤，全力以赴去做的。現在當然還會努力推動一些創新模式的落地，雖然不會直接操盤，但必須實實在在做一些事。
這幾年英國的社會投資得到了政府的強力推動。英國首相卡梅倫親自出面支持創辦了「大社會資本」，協調銀行把15年以上沒有動過的賬戶款項，用於社會投資，總共多達4億英鎊。卡梅倫說，就像倫敦金融城向企業提供資金一樣，大社會資本重點就是為幫助社會擴展提供資金，將有助於解決英國的社會問題。「大社會資本」由獨立的董事會管理，與來自社會的資本一起進行配比投資，以其強大的槓桿作用，撬動更大的社會投資，目前運作良好。這是一個由政府、商業銀行和社會共同實現的重大社會創新。其實，中國的商業銀行也有大量類似的呆滯存款，假如也採取政府、銀行與社會組織合作的模式，可以做出大文章來。
在英國期間，我們參加了亞洲與英國社會企業論壇、英國社會投資年度大會和中英社會企業界合作論壇。英國同行對於中國社會企業領域的發展非常關注，期待與我們進行多方面的合作。
英國社會企業孵化器做得很好。由政府和基金會投資，由一批有經驗的投資家操盤。孵化器在全歐洲徵集社會企業項目，在徵集到的100個項目中，最終選定10個，每個给於15,000英鎊投資，佔其6%的股權，並對其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密集輔導。這個項目目前投入資金僅為幾十萬英鎊，項目首輪融資則已經超過1000萬英鎊，說明比較成功。訪問團希望借力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創建中國的「社企硅谷」孵化園。社會企業的培育需要這麼一個階段，就是發現好的社會企業的創意，有專業的社會投資家進行投資，並同時提供技術、管理的輔導，最後讓他們走向獨立發展。
《中國慈善家》：你多年來一直在呼籲並推動國内社會企業的發展。你認為這個領域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甚麼？
徐永光：最近五、六年來社會企業在中國熱度提升，得益於英國大使館文化處與國內多家機構開展的社會企業家技能培訓。但中國社會企業發展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社會企業熱基本上熱在NGO圈，不少NGO學員經過培訓後轉型做社會企業，成功率很低，主要是從NGO到企業，「頻道」轉化難。第二個問題，實操層熱，投資層冷。沒有投資界關注，中國社會企業不可能發展。後來在社會企業家技能培訓基礎上建立了投資平台，但規模還很小。今年將要召開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形成公益界投資界跨界聯盟，目標就是全面構建社會企業與投資市場。
《中國慈善家》：接下來有做起來的空間嗎？
徐永光：社會企業是為解決社會問題而生的，中國社會問題很多，需要用社會創新的辦法特別是通過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的力量來解決。去年，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會議上提出要搞公益創投、公益信託和用金融手段發展慈善事業。這是政府支持社會投資的重要信號。
實際上，中國已經有許多私人投資於教育、醫療、養老、殘疾人、兒童、環境保護、有機農業以及扶貧小額貸款的營利或非營利組織，數量在20萬家以上。但他們還處於缺乏制度保障的潛在社會企業階段。我在英國下議院「英國—亞洲社會投資政策對話」上說，「相信經過未來5年的制度建設和推動，中國有望成為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第一大國。」
《中國慈善家》：「未來5年中國有望成為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第一大國」，這是一個大膽的預測，有哪些支撐的條件？
徐永光：預測的背景是民非制度破局、社會投資開閘。自去年以來，中央相繼出台系列配套政策，鼓勵對教育、養老、醫療領域的社會投資，這將激勵優秀的民辦養老機構、民辦醫院和教育類社會企業的大發展。社會投資的進入，也改變了上述領域原來以公益性、非營利性慘淡經營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生存狀態，使之走出困境，獲取全新的發展空間。
制度破局的關鍵點是社會投資法人財產權得到保護。過去兩、三年，我對民非制度「假私濟公、遏制投資」有很多批評，乃至使用了「民非制度四宗罪」的激烈言辭，因為這個制度在養老、教育和醫療衛生領域固守早已不存在的非營利「貞操」，慕虛名而處實禍，遏制了數萬億社會投資進入上述領域。因為私人投資民非無投資人財產權、不得分紅，機構無法人財產權、無融資權，這對社會投資關閉了大門。去年以來，中央關於鼓勵教育、養老和醫療社會投資的新政接連出台，民非制度困局基本得到了化解。
《中國慈善家》：國務院關於養老、教育和醫療衛生領域的文件似乎沒有直接針對民非制度的改革，你是如何得出「民非制度困局基本得到了化解」的結論的？
徐永光：今年1月7日，國務院通過對《教育法》等法律進行一籃子修改的修正案草案，草案明確對民辦學校實行分類管理，允許興辦營利性民辦學校。過去民間辦教育，不僅是大中小學，甚至辦任何培訓學校、培訓班，都需要教育部門批准後，到民政部門進行民非註冊。這些機構表面上是非營利的，實際都在賺錢。民非教育的新政放開了非營利的捆綁，任何民辦學校都可以自己選擇非營利還是營利。民辦養老院、醫院也是如此，根據新政，你可以自願選擇民非登記或企業登記。選擇營利的，就進行企業登記，無需假私濟公；選擇非營利的，就要確保公益性，不得假公濟私。新政的精髓就是鼓勵社會投資，保護私人財產權。過去一些領域不允許私人投資、一些領域歧視私人投資，現在從禁止到鼓勵，從歧視到優惠。包括土地供應的優惠，稅費的減免，用電用水按照公共事業的價格等等。
比較有意思的是，對於養老和健康產業的民辦機構，政府還很微妙地給出了投資人一手托兩家的設計，你可以同時辦民非和企業，民非輕資產，企業重資產（購地建房），雙方可以產生租賃、購買服務等關聯交易，但需要進行關聯交易的信息披露。
上述三個領域，現在有20多萬家民非，在中央政府的市場化新政推動下，必將刺激數萬億社會投資、帶動數十萬家社會企業的發展。英國是全世界社會企業最多的，也就7萬多家，中國5年內超過英國是毫無懸念的。
《中國慈善家》：在這幾個領域，有沒有比較好的案例證明民非改制後的巨大成長空間？
徐永光：據權威部門研究稱，養老服務的市場供給只能滿足市場需求的10％，這與養老類民非難以吸引社會投資有直接關係。浙江綠康老年康復醫院的案例，可以窺見社會投資對於養老產業發展的重要價值。
綠康醫院由來自浙江玉環海島的臨床醫生卓永岳創辦於2006年，醫院定位於失能失智老人的醫養護理。經過8年努力，綠康成為國內老年醫養院中的佼佼者，服務供不應求。但由於民非體制，要想擴大規模存在難以逾越的障礙。首要的問題是誰來做有去無回的投資？一位投資界的朋友考察了國內30多家養老機構，發現綠康醫院模式的市場需求與發展優勢，決定用社會投資複製綠康模式，入股浙江綠康醫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風險投資進入一年多來，綠康新開張4家醫院，並且實現了服務質量與經濟效益的同步提升。綠康醫院的發展規劃是，到2016年在浙江省建成25家，未來可望上市。
年前我陪同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的朋友去嘉興、杭州參訪綠康醫院。醫院1,300多個床位，入院老人全部為失能、矢智、殘疾和精神病患者，平均年齡83歲。綠康的服務理念、服務水平、管理制度、資源整合能力及其社會評價，令人嘆為觀止。
《中國慈善家》：養老醫院，政府、NGO和市場都有在做，為什麼一直難有起色？綠康有什麼竅門？
徐永光：綠康醫院拿到了國家醫保、養老、殘疾人福利補貼及各項政策的扶持，地方政府排著隊請他們去，免費或以象徵性成本提供場所，還有老年公寓開發商免費提供一座樓，只求掛上綠康醫院牌子。入院老人個人承擔費用每月只需3000至5000元(包括伙食、護理、康復和醫保個人負擔部分)，屬於中等偏下水平；而綠康醫生護士和護工的薪酬待遇則居同行業中上水平—員工素質與服務質量是成正比的。
綠康是一家真正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企業（儘管他們自己並不以此自詡）。看了綠康，我寫下了幾句總結語：綠康模式針對「醫院往外推、家庭難照料、社會有剛需、國家應擔責」的老年特殊群體的服務難題；也基於發展老齡服務事業「政府有分工、部門各管賬、九龍難治水、自己幹不好」的政府公共服務管理困境；根據李克強總理提出的加大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力度，建立惠而不費公共服務發展新機制的目標，趕上了政府「辦事不操盤、財政重指引、服務社會化、惠民不費銀」的改革好時機；走出一條國家政策指引和財政支持，專業機構運作，社會投資推動的「投資閘門開、民辦公助興、力排百姓憂、亦解政府難」的社會福利發展創新模式。
從綠康模式可以看到，中國有諸多社會問題、社會服務需要解決和供給，面對一些社會難題，政府有錢、有權、有責任，想做做不好；NGO無錢、無權、缺能力，想做做不了；企業出於逐利動機，不想做，抑或濫做。唯有把解決社會問題作為自己的使命、能有效運用商業化手段、保持可持續市場的社會企業才能擔此重任。這種商業模式在整合社會資源、提高資源效率和追求服務質量上的能力是NGO望塵莫及的。
《中國慈善家》：之前你曾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似乎並未受到關注，就是非營利部門的失靈。政府失靈、市場失靈，我們耳熟能詳。但是非營利部門也會失靈，實為新鮮的思想。你上面的分析，很清晰地看到了政府失靈、市場失靈和非營利部門失靈。
徐永光：對，非營利部門也會失靈。非營利部門不缺理念、愛心，但是缺少的是能力和市場化的觀念。所以他們經常用道德優越感，來原諒自己的低效率，這在中國還是很明顯。
除了養老，在很多社會問題的解決上，政府、市場和非營利部門都不靈。所以要有社會企業來解決。
現在有一個天大的市場，就是家政服務市場，需求在3000萬人，加上養老護理市場，總需求在5000萬人以上。而這個市場的供給幾乎是垃圾市場的水平，一個退休部長找不到合適的保姆，就足以說明問題。十多年以前，我就開始關注和研究家政服務市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寫過關於發展家政服務業的提案。
《中國慈善家》：在家政市場，社會企業應該如何做？
徐永光：我的政協提案主要講家政服務市場的發展，政府不能缺位；家政服務人員的培訓，應該由政府買單。現在，開家政服務公司，幾乎沒有門檻，一個農村文盲老太太在城裡租個門臉，就可以給我們派家政服務員。就算正規的家政服務公司，也是不願意提供人員培訓的，因為培訓完了以後，可能就離開了，為別的公司做嫁衣裳。把中國的家政服務業做好，除了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還需要企業家有理想、有理念、有投資實力、有長遠規劃、有精到的內部管理和員工發展規劃，從招聘員工開始，就決定你是否能夠成功。做好這個市場就是解決社會問題，提供社會剛性需求；一般企業做不好，NGO模式，或NGO思維的家政服務機構則做不大，只有社會企業才能做好、做大這個市場。
《中國慈善家》：你對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的界定，非常前沿，時有不同的聲音，你會怎麼回應？
徐永光：社會企業在中國，不要以投資者是否分配利潤作為標準，而是看其是否以成功的商業模式有效解決了社會問題來評判。並且我堅信，只有引進了私人投資並且分配利潤的社會企業，才適合在中國的發展。
社會企業的鼻祖尤努斯先生主張社會企業不能分紅。去年尤努斯先生來中國，我很禮貌地與他探討這件事，我說：「尤努斯先生你是神，我們是人。在中國，投資社會企業如果不能分配利潤，只能靠捐款來辦，不會有社會投資。」當然對於這個問題，也沒有必要反覆去爭論。社會企業在中國，首先是要做起來，空談誤事。
《中國慈善家》：社會企業之於公益事業發展的價值在哪裡？
徐永光：簡而言之，社會企業就是用商業化手段做公益，它不僅不消耗資源，還在解決社會問題、環境問題和提供民生需求的同時創造財富。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新常態的關鍵詞是調結構，穩增長。發展社會企業，激發社會投資，就是為調結構和穩增長做貢獻。因此可以說，社會企業是公益進入主流、通向新常態的橋樑。
Header Image: Mr Xu speaking at Social Enterprise Summit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