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rticle is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excerpt)
Edited by Dr KK Tse
Below is an interview (in Chinese) with Jaff Shen of Leping Foundation, which is a major foundation promoting B Corps in China.
From the article you could appreciate the following:
- Leping Foundation has been studying B Corps for quite a number of years. They are well informed of various movements in the world attempting to reinvent capitalism. They decided to focus on B Corps because they genuinely believe that this is what China needs.
- They see the strength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B Corp scheme but they also recognize that it i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They believe that the system will keep on refining itself as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getting on board.
- Some people might think that China might want to develop her own form of B Corps and shy away from something originated in the US. Shen’s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Leping Foundation is quite open-minded and is ready to embrace something on its own merits.
- One important message from this interview is that Leping would like to see an early development of B Corps in Hong Kong so that they could learn from our experience. This is a spur for us to accelerate B Corp development in HK.
- Leping Foundation is a partner of Social Enterprise Summit and they will be giving a presentation at the Summit in the session that I will be moderating on Nov 8.
For those of you who could read Chinese, I strongly recommend you to read this interview report.
樂平基金會沈東曙：我為何看好共益企業的未來？
原文出自「中國慈善家」雜誌 (2017-10-25)
過去10多年裡，北京樂平公益基金會一直致力於對推動社會創新與社會企業發展進行比較研究，2012年，「共益企業」的概念進入其視線。此後4年，以祕書長沈東曙為代表，樂平基金會反覆研討、考察共益企業的概念與認證標準，並在2016年正式開啟了共益企業在國內的認證推廣之路。
樂平基金會認為，共益企業「能讓企業擁有多元化的價值觀，實際解決社會問題，並保持不斷激發企業家精神的內在活力。」
「中國的社會創新領域正在發生重大變化，越來越多多元背景和視角的人參與其中…… 這亟需構建參與主體彼此身份認同的識別體系。共益企業身份將引導更多的市場力量參與社會創新，並在這種參與中實現更高的經濟與社會價值。」在《改變潮水的方向》一文中，沈東曙如是說。
共益企業提出了一套有生命力的評測標準
《中國慈善家》：樂平基金會看好共益企業的未來的根據是什麼？
沈東曙：我們最早接觸共益企業的概念是在2012年，在那之前，我們對全球的社會企業運動有很多觀察—首先，企業家們在想什麼，他們對 CSR（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公民的身份是什麼態度；其次，這些社企運動在不同國家、地區的反應如何；第三，NGO組織的弊病都有哪些。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瞭解到在美國有一群人在做 B Corp（共益企業），於是我們從那時起每年都去考察它，看它是否具有前瞻性，是否能活下來。後來我們認定它的探索性和可行性比較平衡，我個人感覺共益企業的理念是最先進、最有效的—比如剛剛在廈門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它和之前的G7、G20對比，是一種新興的國際力量格局，它是對原有國際基本制度和對話力量格局的改變—共益企業的出現也是一樣，它提出了一套動態、互動的評測標準，這是非常難得的。
舉個例子，如果現在給大家一個考題，每個人給幸福婚姻定個標準，根據大家的標準求個均值，我們按照這個標準找丈夫找妻子，這種方法能夠保證未來嗎？不可能。婚姻的難點在於和對方保持一種動態的互動的關係，你還能夠成長。我想用這個例子來闡明，為什麼我熱愛這套共益企業的標準，因為它是有生命的東西，能夠生長的東西。
《中國慈善家》：我們該如何理解「共益企業的評測標準是動態的、有生命的」這句話？
沈東曙：所謂動態的、有生命的，是指它（共益企業）能在各個國家、地區適應本地文化、價值觀、審美、環境等一系列客觀條件，它具有本地屬性。
我經常跟商學院、工管學院的學生講，去研究一下現代教育是什麼。現代教育的基本責任是讓大家能夠和平相處，彼此理解。回望150年前到二三十年前，一個很明顯的特徵是西方的民權運動不斷向其他地方擴散，但是很多東西都不是與價值觀相關的，包括它的表現形式。比如女孩子的裙子越來越短，衣服布料越來越少，我們覺得這是一種人權，是可以的，但是幾年前法國突然通過了一個法律，說有些女孩子想渾身包起來去游泳是不對的，需要禁止，這就走到問題的另一端了。穆斯林婦女穿得嚴嚴實實地去游泳，怎麼就不行？
任何一件事情到了具體操作的時候，那些抽象的文化價值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共益企業就是要去討論，在不同文化層面下如何去做對社會、對利益相關方有益的企業，它後面包含著對本地文化的尊重。
共益企業的趨勢是要越來越本地化，共益企業的評測標準保證了本地化的可行性—我覺得非常好，這也是共益企業最終能形成全球化運動的保證。同時，它也讓我們重新理解了全球化。雖然共益企業的發源地在美國，但它有強大的文化適應性，它因此獲得了很強的在全球推廣的能力。如果它始終採取一種總部分控底下的方式，共益企業概念的生命力是不長久的。
2012年，「共益企業」的概念進入樂平基金會視線。此後4年，該基金會反覆研討、考察共益企業的概念與認證標準，並在2016年正式開啟了共益企業在國內的認證推廣之路。
企業家精神是共益企業的核心
《中國慈善家》：共益企業所提倡的「好企業」概念追求對員工的友好以及對社群的友好，它和曾經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在理念上似乎一樣，例如建立廠辦學校、廠辦醫院等，那麼共益企業會否重蹈曾經國有企業的覆轍？
沈東曙：共益企業和國有企業有本質的區別。國有企業的特徵是沒有企業家精神，它提供的是公共性、壟斷性的服務。用壟斷資源做競爭性生意，不需要什麼創新，也不需要太多的企業家精神，因為你的資源和別人不成比例，這就好像普通人不能去跟泰森打拳一樣。
共益企業的核心是一批對社會特別有關懷、要改革原來市場經濟制度的企業家，他們有企業家的才華、能力與精神。這是共益企業區別於其它企業最核心的地方—它和從NGO轉型過來的也不一樣，NGO的很多領導是從某個社會議題開始關注，是從情懷出發，而不是從能力出發。比如NGO領導關心男女平等的社會問題，但他不知道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而企業家則不同，他本身是有創新精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的，他之前沒有接觸到男女平等這個問題，當他接觸到的時候，他能迅速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並付諸行動。
《中國慈善家》：你強調企業家精神是共益企業的核心，那麼企業家精神到底是什麼？
沈東曙：我們是在經濟學的基本意義上說企業家，或者也可以把他稱為創新者—企業家是追求結果的創新者，企業家精神是指對好的結果負責的創新者精神。
企業家主要處理不確定性事件，他要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去實現目標，把不確定變成確定，並對結果負責。他可以是一個大學校長，也可以是一個醫院院長，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部長也可以。當然在不同情景下，應用企業家精神的條件有所不同，一般在公司化制度裡面更容易，因為那種制度最能夠讓他發揮。如果是一人一票的制度，那麼企業家本身要花很大的精力去說服投票者，但在一個股份制中，他可以自己爭取足夠強的投票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國企領導都不是企業家，因為他們是被任命的。
但是在中國，我們經常把企業家和成功的商人掛鉤，而商業本身又時常和欺詐相關，因此企業家形象在國內變成一種極端形象，一種財富上成功人士的形象，為了目的無所不用其極的形象，這是對企業家及企業家精神的誤讀。
《中國慈善家》：你說國企領導不是企業家，能為我們舉兩個企業家的例子嗎？
沈東曙：國內就有很多，任正非、馬雲、馬化騰，他們都是。我個人更喜歡順豐的王衛，他們都在做創新的事情。從創新這一點上來說，過去的柳傳志、張瑞敏等也是非常好的企業家。
企業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他能夠在有限的資源中儘量把握，實現目標。哪怕你只是一個超市的負責人，但你把超市做得很好，也是企業家。至於規模上的成功，那是運氣決定的。
2016年9月23日，北京樂平公益基金會和香港社會創業論壇，攜手仁人學社、社會創新合作伙伴，共同舉辦了「兩岸四地共益企業前瞻論壇」。
國內發展共益企業的時機已經成熟
《中國慈善家》：共益企業到底是什麼？我們該如何界定它？
沈東曙：首先我們談論的共益企業其實包含兩類，一類是B Corp，就是在各個地方通過了立法，企業本身有使命並從事具體社會問題解決的企業，它能夠得到某種利益上的幫助，或者股東更少干涉它在運營和實現社會目標之間的平衡；還有一類就是經過共益實驗室 (B Lab) 認證的企業，它更激進、更組織化、網路化、全球化。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其實我們面對的是三類企業，一類是法律概念上的企業，在中國只被理解為商業企業；一類是有社會目的的企業，我們更多把它當成從第三部門轉變過來的企業；還有一類就是共益企業。它們互相都有交集，為了討論方便，我們先做這樣的區分。
這三類企業其實都在討論兩件事，一個是社會價值問題，一個是效率問題。
純粹的自由市場論者會說，這個世界資訊對稱，而且市場充分競爭，這個時候任何一個企業都在解決一種社會需求，社會需求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問題，那麼只要有企業就行了，所有問題都能解決了。
但傳統的第三部門則認為，自由市場論者的觀點不對，因為市場不是那麼資訊透明，競爭也不是很充分，所以一方面對企業做一些限制，防止壟斷，一方面應該有第三部門補充一些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部分。這種理論也流行了很長時間，所以誕生了很多NGO組織。當然有人會說NGO不是在企業之後出現的，例如當年教堂附近就有很多非政府的社會服務組織，從時間次序上來說不對。我認為這種邏輯其實是知識分子的妄想，實際情況就是市場和政府雙雙失靈導致第三部門出現。
不論是作為第二部門的企業還是作為第三部門的NGO機構，它們誕生後都在不斷改進，第二部門在努力向社會價值方向靠攏，第三部門則在向效率層面改進，這是一個相互往中間跑的過程，這個中間地帶越來越大，最終跑出來一個在國外被稱為「第四部門」的地帶—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部門，而是政府、企業、NGO多方共同努力，最終創造出來的一個更加複合型的組織，共益企業，就在這個中間地帶。有人認為共益企業處於第二部門的延長線上，但從創新的角度來說，我認為不用急於去定義它是第二部門的延伸或者是新的第四部門。為什麼？道理很簡單，畢加索的畫今天我們還在看，但畢加索畫的評論家今天誰還記得？所以我們更多地是需要去看，看它的發展前景。
共益企業最大的風險是它的實驗週期比較漫長，它能否在各個地區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它的商業模式怎麼維持，我們從2012年就開始看，到目前為止，我們認為它走得非常好。
《中國慈善家》：你曾說在國內推進共益企業發展的時機已經成熟，你是基於哪些因素考量作出這樣的判斷的？
沈東曙：首先從國際環境來說，美國特朗普總統上臺，英國脫歐，這使去西方中心的全球化發展處在了非常好的環境中。
第二，從國內需求來說，民眾越來越追求有效率的、有社會關懷的載體出現。如今民智已開，你會發現如今公關公司很難做，過去公關公司控制資訊，它能把一間壞公司說成好公司，但是今天不行了，任何一點企業的負面訊息都無所遁形；從消費層面來說，我們也從過去的極少有消費選擇變為了需要拉動消費，這讓好公司成為了稀缺資源，消費者願意買單，投資人願意投資。
第三，企業家資源的供給充分。中國大量的民營企業誕生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批企業家本身非常開放、有魄力，他們的孩子如今也已長大，擁有全球化視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你讓這些孩子去繼承父業他們有壓力，也不太願意去做，但如果讓他們去開創新事業，他們是願意的。例如一家軸承廠，年輕人是沒有興趣的，但如果要把這家軸承廠改造為超級環保、節約能源的軸承廠，把供應鏈都管理起來，成為對環境、對社會友好的企業，這對年輕人來說非常有吸引力。
第四，共益企業的門檻不高，它要求的是理念領先，不像大型企業，轉身很難，牽一髮而動全身。
最後，從共益企業發展的本身來看，國外的實驗已經到了一個相對成熟的初級階段，我們國家的政策也鼓勵這樣的正向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
《中國慈善家》：有人認為共益企業的認證只是一種營銷手段，你怎麼看？
沈東曙：我同意對手段的強調，對方法論的強調，但這種問題的提出本身有什麼意義呢？我不明白。
共益企業的認證只是一種措施，企業並不會因為自己進行了認證，從此就走向了坦途。共益企業更多強調的是技術、管理以及營銷的創新。有時候，只有好的手段才能帶來好的程序，好的程序才能帶來好的結果。
《中國慈善家》：有人對認證共益企業需要收費表示不解。
沈東曙：共益企業的認證費用大約在兩年500美元，換算成人民幣每年不到2000元，大家對它產生收入上的懷疑，恰恰應該從道德層面來講。你應該想，他做了這些工作，一定是默默付出了，換做是我，我反而會擔心他們是否能活下去，如果這些費用不足以支撐他們的運營，那麼將來這套體系是否會崩潰？
站在我的角度，我更覺得他們現在的收費模式是有問題的，共益企業目前的收費標準，能夠減輕人們對它是一個暴利型認證組織的擔心，但是它真正的商業模式其實並未建立，其一半以上的收入來自基金會捐助，我認為應該提高它的收費比例。另外，隨著它現在提供的服務越來越多，它更加危險，因為向它提出諮詢是免費的，而被認證通過的企業只佔到全部申請的10%，它的收入其實根本覆蓋不了它的運營成本，這也是為什麼共益企業在2006年出現，我們直到2011年才開始比較認真地觀察它的原因。我們覺得它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有人認為它的商業模式不錯，有利潤，但我們認為它的商業模式是不健康的，它其實更像一個NGO。
十年之內，非北美市場的共益企業會兩倍甚至多倍於北美市場
《中國慈善家》：共益企業提出了非常寬泛的一個認證標準，從80分到200分，那麼這裡面是否有一些硬性指標，類似一票否決制的標準？
沈東曙：我覺得客觀上是有的，但是他們現在還沒有講清楚。這其實也是他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並不是講不清楚，而是為什麼不講那麼清楚？
一票否決制的使用要很慎重，因為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中，它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也會在將來和共益實驗室重新討論。事實上，我們之前也問過類似的問題，他們也在不停地找這個平衡點。從認證結果來看，那些經過認證的公司，誤判率還是很低的。
對於共益企業目前的認證體系來說，它是不完美的，有些解釋也是比較勉強的，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看它發展的動能、上升的曲線，我們不是要看它現在有多好，而是看它的未來。你現在要挑剔它，有無窮無盡可以挑剔的地方，比如它連自己的生存問題都還沒有解決，對不對？
《中國慈善家》：從2006年共益企業誕生至今，雖然在全球50多個國家有了2000多家認證企業，但放在整個商業領域來說，似乎體量仍然非常小。
沈東曙：這個比較難回答。我從一個簡單的、不完全針對你的問題的角度來講，會比較好說明這個問題。樂平引進了很多東西，我們都是從中國以及中國所處的位置來考慮的，我們不是考慮美國人的想法。所以我個人認為共益企業在新興國家，也就是金磚國家，或者轉型國家，或者說新興經濟體會有巨大的價值，現在2000多家企業，80%是在北美，我相信拉美經濟體裡的先進國家、亞洲經濟體會比歐美走得快得多。
我其實挺想跟共益實驗室的創始人打個賭，就是在十年之內，非北美市場的共益企業會兩倍，甚至多倍於北美市場。因為這些國家面臨更多的價值觀衝突，因此也擁有更多的創新動力和更強的自我改善渴望。
《中國慈善家》：我們瞭解到樂平不但積極致力於共益企業在國內的推廣，也投資了其中一家企業，能為我們介紹一下相關情況嗎？
沈東曙：樂平一直在不斷地對國內的社會企業進行投資，我們現在更多地是去尋找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
我們投資了眾建築這家企業，他們的跨界創新能力比較強，對於改進整個社會的公共問題、提高窮人的福利有很大幫助。另外，我們也覺得眾建築本身的設計思維，在中國所有的社會場景中都是有用的。它更像將方法論體現得淋漓盡致的一家公司，同時他們有能力把這種方法論以視覺化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我們投資它的主要理由。除此之外，我們兩家機構在氣質上也非常契合，雙方對彼此的感覺都不錯。
對於回報，我們當然期望它在商業上至少是一個不虧的企業，另外，我們對他們提供的是複合型幫助，不僅僅是權益投資，還有捐贈及其他融資幫助。我們希望能幫助他們更好、快速地發展，讓他們有更多的精力放在設計思維、創新思維和社會化的設計、對窮人的設計上，最終帶動整個行業跨界思維和設計思維的進展。
《中國慈善家》：樂平基金會也在積極促進投資機構對共益企業的關注，目前的進展如何？
沈東曙：我們目前主要是在從事讓不同的投資機構和商業機構來了解共益企業，暫時還談不上馬上要做什麼，因為要大家在理念、方法論上先有一定共識後再聊才比較容易。我們目前在推動的就是請他們來參加論壇，加深瞭解。
總的來說，我覺得商業投資基金其實是在講資產配置，所以他們肯定很願意先拿出1%到10%的比例來試水在社會領域的投資，也許將來會很大。在當前局面下，我們不需要去做很大的論證，我們只需要去說服10%的人就可以了，找到對的人，而不是取得大眾的共識。
《中國慈善家》：對於共益企業在國內的推廣，樂平基金會在其中的自我定位是什麼？和 B Lab 的合作又是怎樣的？
沈東曙：樂平基金會是共益企業概念在國內的引進人，然後是一個推動者。別人說你推進真的還是假的？好，那我們就投資一家企業來證明我們的誠意，我們入局了，也投入了資金在裡面。在未來，我們會去發現更合適推動這項運動的人，然後和他們合作，讓他們來繼續推進這項運動的發展。從投資方面來說，我們也會繼續進行資金投入，當然是要去挑選那些和我們的使命更加接近的企業。
關於和B Lab的合作，我們雙方也在不停探討這個事情。我們目前在推動香港儘快與 B Lab 對接，使共益企業的概念與華語地區更接近。另外，我們也在組建專業團隊，當國內認證企業數量達到10家左右的時候，鼓勵他們繼續推進共益企業在國內的認證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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