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s new » Newsletter No. 185 商業向善的黎明:“共益企業”運動登陸中國

May 10, 2017   Issue No. 185

商業向善的黎明:“共益企業”運動登陸中國

作者:黎宇琳 藍廣雨

轉載自<公益資本論> 2017-05-03  公益

如果我們認為唯利是圖的商業是有問題的,什麼是更好的辦法?
有人覺得,商業就是應該不惜代價地賺錢,賺夠了錢之後再做慈善;也有人認為,我們可以直接推動商業向善。

 “共益企業告訴我們什麼是追求利潤的最好的方式,而且是持續的利潤,不是一次性的利潤。如果我們所有人都相信共益企業宣傳的理念是對的,不是共益企業的人就很難賺錢了,它不僅影響商人,他會影響每個人,他通過間接的影響可能改造我們整個商業環境。”

20173月,市場派經濟學家代表人物張維迎在一個以“模糊疆域”為主題的國際論壇上,對著台下的一眾渴求新思路的觀眾侃侃而談。當時,張維迎以樂平公益基金會創始理事的身份,向人們介紹一個源自美國的新商業運動,他用非常“張維迎”的市場思維描述其在中國的前景:“共益企業是一個想法,我們還需要創新,它也需要進行檢測,通過我們的市場運行機制進行檢測。”

在中國基金會界,樂平公益基金會頗有些特立獨行,這家坐擁茅于軾、吳敬璉、資中筠等頂級市場派學者的基金會行事低調,在國內並不如何有名,卻與歐美知識界聯繫密切,引進過許多先進的理念,中國基金會界的啟蒙之作《財富的歸宿》(資中筠著)就在這家基金會的運作下完成再版。

最近,他們動作頻頻,正在中國大陸與香港同時推介“共益企業”(B Coporations)、一種既關心賺錢,又強調要造福環境與社會的“好公司”。

這樣的嘗試,我們聽起來有些耳熟,是的,10年前英國的“社會企業”傳入中國大陸,引進者也是這麼說的。這些年,公益界人士將之用於解決當時大陸公益組織註冊難,無穩定資金的問題,走出了一條頗具中國特色的社企之路。

在當日“模糊疆域”的論壇上,台下不少觀眾在嘀咕:這共益企業與社會企業究竟有什麼不同?既然都是為了打通公益與商業的疆域,為何在社會企業仍深陷概念之爭的時候,又引進一個聽起來差不多的新概念?

在清華大學教授鄧國勝看來,共益企業與社會企業“不是一件事情”。如果說後者是以“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前者就是用“社會化手段解決商業問題”。儘管兩者都關注那些介乎公益與商業之間的新型機構,彼此間有交集,但一個以社會目的為依歸,一個基於必須營利的商業,則重點各有不同。

而更重要的分別是,社會企業沒有一套被普遍認可的標準,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共益企業則像大學招生考試,有一套嚴謹的認證體系,分數達標了,才能登堂入室。

大約10年前,幾名美國企業家發起了一場旨在改造主流商業的社會運動,他們成立了一家名為“共益實驗室”(B lab)的非營利組織,口號是“商業向善” Business as a force for good,提出了一套成為“好公司”的評估認證體系。

他們的理念成功凝聚了一群中小企業主的共識,如今已有超過2000家企業樂於在自己公司貼上“共益企業”的標籤,這些企業遍布50多個國家與地區。

2016年,這場新商業運動登陸中國大陸,時至20174月,中國大陸有4家,香港有兩家。主要引進者沈東曙對此十分看好,他說,在未來5-10年裡,共益企業在中國的發展速度與數量都將超過其發源地美國,因為“我們的中小企業家迫切需要一個可以相互學習的社群。”

共益企業在大陸

沈東曙,樂平公益基金會秘書長,他從該基金會的前身富平學校開始,已經擔任了這家由經濟學家創辦的公益機構長達15年的CEO。沈東曙出身商界,推崇以企業家的方式解決問題,這些年,他以樂平公益基金會為軸心,創辦多家社會企業,締造了一個橫跨公益與商界的“樂平系”。

與許多投資人相似,沈東曙對“What is next”(下一個趨勢)這樣的問題有著異乎尋常的興趣。

據沈東曙說,他自2012年接觸共益企業,已跟踪觀察了數年,在2014年,他邀請其時已84歲高齡的學者資中筠赴美考察這場發生在商界的社會運動,並據此改版資中筠代表作《財富的歸宿》(改版後更名《財富的責任》),“共益企業”的譯法,首見於資中筠的書中。

在那段時間裡,共益企業運動發展迅速,無論是全球範圍內的地域擴張,還是通過認證企業的數量增長都展現著這場新商業運動的潛力。截至20174月,美國已有972家共益企業,這些企業聚在一起,並非自娛自樂,他們以社群的力量推動了當地政府的立法。目前,美國已有超過30個州出台相關法規扶持共益企業。

共益企業宣揚的商業理念在歐美世界受到廣泛的歡迎:“不只考量股東的利益,還應同時造福利益相關方,像員工、社區和環境。”B型實驗室為商業公司製定了一系列公益的標準,比如,企業在達到節能認證標準的建築物里辦公會加分;又如,讓基層員工持股、為其提供與企業高層同等的福利也會加分。

但是,這一基於歐美政治經濟土壤的新商業運動能適應中國的國情嗎?如今,當前中國中小企業普遍面臨著相當程度的生存壓力,而要踐行共益企業的理念很可能讓企業在短期內增加經營成本,在財務問題上已經不勝其煩的企業主們會答應嗎?

今年4月,沈東曙以投資人的身份推動樂平旗下創投公司所投的一家企業通過了共益企業的認證,成為中國大陸第4家共益企業。沈東曙說:“成為共益企業不僅對市場推廣有好處,更重要的是形成社群,大家可以一起去做很多事情。我跟‘眾建築’說的時候,三個合夥人都很認同。”

眾建築,一家創新性室內設計公司,他們針對北京一些無法拆遷,又難以改建的老城區提出了富有想像力的解決方案,在不改變外貌的情況下,這家公司通過在老房子內部搭建一個由標準模塊組成的“房中房”,讓歷史建築與現代生活得以共存。

與一般商業公司相比,眾建築的基因裡有著社會屬性——看上去,他們的創業就是針對一個特定社會問題。這樣的企業,是許多人眼裡的社會企業,而其創始團隊也對共益企業的理念心存嚮往。

“眾建築”創始人沈海恩是位美籍華人,中國出生,在美國成長,在他看來,一個“有共同價值觀的商業社群”有利於企業的長遠發展。

大陸首家取得共益企業認證的企業、上海急救公司“第一反應”的國際事務總監Min Ko也強調,成為共益企業並不是一種經濟上的負擔,而能為企業帶來許多實實在在的好處。

“吸引投資人、對標績效、與其他共益企業合作、吸引人才等等……全球目前有大約3家共益企業和我們專注於同一領域,我們正在嘗試與美國那家建立合作,並學習對方的商業模式和解決方案。如果沒有獲得共益企業認證,我們不可能有這樣的國際資源。”Min Ko說道。

目前,大陸4家已通過認證的共益企業,多是走“小而美”路線的中小企業,其創始人大多有著留洋的背景。他們彼此之間已取得了初步聯繫,但仍未形成密切合作的社群,宛如散落各地的星星之火。

香港要建個B lab

要將共益企業引進中國,版權方共益實驗室對合作夥伴是有要求的。

“老外關注如何改變法律制度,而在中國改變法律不容易推進,為了兼顧兩邊情況,我想選一個法律環境跟他們比較一致,文化背景跟中國比較類似,國際化程度又很高的地方進行合作,這樣推進起來就比較容易。”沿著這樣的思路,沈東曙的選擇並不太多,在台灣、香港、澳門幾個選項中,台灣近年政局不穩,澳門的商業體量又相對較小,與香港方面合作是最好的選擇。

目前,香港社企民間高峰會幾名核心人員也在緊鑼密鼓地推動共益企業的落地,他們希望籌建共益實驗室在香港的分支機構(B-lab Hong Kong),他們與樂平公益基金會一南一北,成呼應之勢。

香港社企領袖謝家駒對此最為熱心。在過去的幾個月裡,這位商界出身,退休後投身非營利行業的社會企業家舉辦了多場與共益企業相關的工作坊,向當地商業機構的管理層介紹包括共益企業運動在內的新商業發展潮流。

按謝家駒的說法,如今他們正與美國的共益實驗室“拍拖”(談戀愛)。 “美國總部不會直接派人到香港做,要當地自己搞。所以當地要有人牽頭來做,這個過程需要兩年,就像是拍拖期,要互相了解。我們當前的目標是推動10家認證,”謝家駒說,如果一切順利,2017年裡就會簽訂合作協議,那樣就算是“訂婚”,之後還需要持續推動新增企業認證,再能完成既定任務,共益實驗室才會授權B-lab Hong Kong的成立。

“推動10家認證不難,難的是我們給自己加碼。我想多些主流企業參與,不希望讓人感覺共益企業還是一個非營利的事情。”年近70的謝家駒依然有著雄心壯志,他不滿足於構築一個小而美的社企體系,而希望發起一場足以撼動主流商業的社會運動。

截至今年4月,謝家駒已推動兩家由自己參與創辦的社會企業通過了認證。一家是旨在孵化社會企業家的培訓機構“仁人學社”,另一家是販賣黑暗體驗、推動視障人士融入社會的“黑暗中對話(香港)”。但是,他在主流商業界的推廣並不順利。最近,謝家駒嘗試動員香港兩家上市企業認證共益企業,雙方有過幾次接觸,但截至20174月,尚無實質性進展。 (謝家駒按: 估計2017年內會有510家香港企業會獲得認証.)

他說:“如果把牟利企業變成共益企業,那意義就大了。”

凝聚共識,以“商業向善”的名義

作為一場旨在顛覆傳統商業評價標準社會運動,共益企業的理念在國際範圍內並非沒有質疑聲音。美國的媒體與學術界對共益企業的質疑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1、 這項認證如何證明自己不只是一個營銷工具?
2、 負責監督共益企業的B型實驗室如何證明自己的公信力?

在台灣共益企業協會秘書長黃惠敏看來,共益企業認證被當成營銷工具在所難免。 “因為這也是與消費者或客戶溝通的重要訴求,正如‘公平貿易’(Fair Trade)等認證標章,同樣也會面對一樣的挑戰。”

目前,台灣是中國認證共益企業最為活躍的地區,截至20174月已有17家企業通過認證。當地政府對這場新商業運動頗為重視,20163月,時任台灣最高領導人馬英九出席共益企業亞洲年會,他在會上說:“不可否認,營利作為一個公司的價值當然重要,但隨著社會變遷,傳統的企業觀念無法兼顧現在社會上的公平正義與環境保護。”在馬英九看來,共益企業能為台灣的農業、教育、餐飲服務和電子資訊等領域帶來新的機會。

誠然,共益企業運動方興未艾,共益實驗室作為一個非營利機構也未曾在全球範圍內建立公信力,但是,這並不妨礙許多人對此事的看好:

“你應該看看這些共益企業,我們必須回歸一個更公平的、顧及各個利益相關者的社會,那樣的社會不會給某個階級過度的優勢。”——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

“共益企業將比一般公司創造更多的利潤,這是一種創新的組織模式,利用企業來解決社會與環境問題,採用共益企業的名義將會改變企業的法定義務以及氛圍。”——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希勒

共益企業的支持者所認同的,也許並不是一家叫“B lab”的機構,以及他們每兩年更新一次、也難稱之為權威的認證標準,而是對於一種“商業應該向善”的信念。

這樣的信念不光能影響企業家,也能感染普通的都市白領。在上海從事翻譯工作的馬靜在一次參訪B lab總部的活動後顯得很振奮,她在自己的知乎專欄上寫道:

“那時翻譯JayB lab創始人)的一句話:use business not only to do good, but as a force for good,糾結了很長時間,應該用什麼樣的中文才能體現出背後的力量和決心。誠如他言,B Corp是一個運動,是一股力量,是自下而上對現有商業環境的一種變革,是Be the Change的堅定實踐。”不可否認,共益企業在當前中國大陸的商業環境裡還很“小眾”。有10年商業諮詢經驗的Jasmine認為,如今的商業環境仍未成熟,“要想影響主流商業,就要讓主流商業看到真正的利益,比如,商業模式的創新帶來新的增長點。”

這場運動,尚處“風起青萍之末”的階段,但在不少媒體從業者看來,共益企業的未來“肯定不是一個小眾的事情”。第一財經公益基金會副秘書長周旭峰曾帶團參訪共益實驗室,他觀察到,共益企業在美國已經滲透到各州的法律,“排隊要參與的大公司成千上萬。”

 

“但是,中國的共益企業運動可能要從最基礎的做起,通過一個個具體的認證,來聚集規模,然後才可能有質變。”周旭峰對共益企業運動在中國大陸的前景表示謹慎樂觀,“共益企業5個維度200項標準,其實都是'笨功夫',而中國的問題在於,聰明人太多,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