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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何看好共益企業的未來?

Below is an interview (in Chinese) with Jaff Shen of Leping Foundation, which is a major foundation promoting B Corps in China.  

From the article you could appreciate the following:

1.  Leping Foundation has been studying B Corps for quite a number of years. They are well informed of various movements in the world attempting to reinvent capitalism. They decided to focus on B Corps because they genuinely believe that this is what China needs.

2.  They see the strength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B Corp scheme but they also recognize that it i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They believe that the system will keep on refining itself as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getting on board.

3.  Some people might think that China might want to develop her own form of B Corps and shy away from something originated in the US. Shen's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Leping Foundation is quite open-minded and is ready to embrace something on its own merits.

4.  One important message from this interview is that Leping would like to see an early development of B Corps in Hong Kong so that they could learn from our experience. This is a spur for us to accelerate B Corp development in HK.

5.  Leping Foundation is a partner of Social Enterprise Summit and they will be giving a presentation at the Summit in the session that I will be moderating on Nov 8.

For those of you who could read Chinese, I strongly recommend you to read this interview report. 


樂平基金會沈東曙:我為何看好共益企業的未來?

<中國慈善家>雜誌   2017-10-25

過去10多年裡,北京樂平公益基金會一直致力於對推動社會創新與社會企業發展進行比較研究,2012年,共益企業的概念進入其視線。此後4年,以祕書長沈東曙為代表,樂平基金會反覆研討、考察共益企業的概念與認證標準,並在2016年正式開啟了共益企業在國內的認證推廣之路。

樂平基金會認為,共益企業能讓企業擁有多元化的價值觀,實際解決社會問題,並保持不斷激發企業家精神的內在活力。

https://www.kkhow.com/image.php?url=0HXqKYfrP6中國的社會創新領域正在發生重大變化,越來越多多元背景和視角的人蔘與其中……這亟需構建參與主體彼此身份認同的識別體系。共益企業身份將引導更多的市場力量參與社會創新,並在這種參與中實現更高的經濟與社會價值。在《改變潮水的方向》一文中,沈東曙如是說。

 

樂平基金會沈東曙

共益企業提出了一套有生命力的評測標準

《中國慈善家》:樂平基金會看好共益企業的未來的根據是什麼?

沈東曙:我們最早接觸共益企業的概念是在2012年,在那之前,我們對全球的社會企業運動有很多觀察——首先,企業家們在想什麼,他們對CSR(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公民的身份是什麼態度;其次,這些社企運動在不同國家、地區的反應如何;第三,NGO組織的弊病都有哪些。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瞭解到在美國有一群人在做B Corp(共益企業),於是我們從那時起每年都去考察它,看它是否具有前瞻性,是否能活下來。後來我們認定它的探索性和可行性比較平衡,我個人感覺共益企業的理念是最先進、最有效的——比如剛剛在廈門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它和之前的G7G20對比,是一種新興的國際力量格局,它是對原有國際基本制度和對話力量格局的改變——共益企業的出現也是一樣,它提出了一套動態、互動的評測標準,這是非常難得的。

舉個例子,如果現在給大家一個考題,每個人給幸福婚姻定個標準,根據大家的標準求個均值,我們按照這個標準找丈夫找妻子,這種方法能夠保證未來嗎?不可能。婚姻的難點在於和對方保持一種動態的互動的關係,你還能夠成長。我想用這個例子來闡明,為什麼我熱愛這套共益企業的標準,因為它是有生命的東西,能夠生長的東西。

《中國慈善家》:我們該如何理解共益企業的評測標準是動態的、有生命的這句話?

沈東曙:所謂動態的、有生命的,是指它(共益企業)能在各個國家、地區適應本地文化、價值觀、審美、環境等一系列客觀條件,它具有本地屬性。

我經常跟商學院、工管學院的學生講,去研究一下現代教育是什麼。現代教育的基本責任是讓大家能夠和平相處,彼此理解。回望150年前到二三十年前,一個很明顯的特徵是西方的民權運動不斷向其他地方擴散,但是很多東西都不是與價值觀相關的,包括它的表現形式。比如女孩子的裙子越來越短,衣服布料越來越少,我們覺得這是一種人權,是可以的,但是幾年前法國突然通過了一個法律,說有些女孩子想渾身包起來去游泳是不對的,需要禁止,這就走到問題的另一端了。穆斯林婦女穿得嚴嚴實實地去游泳,怎麼就不行?

任何一件事情到了具體操作的時候,那些抽象的文化價值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共益企業就是要去討論,在不同文化層面下如何去做對社會、對利益相關方有益的企業,它後面包含著對本地文化的尊重。

共益企業的趨勢是要越來越本地化,共益企業的評測標準保證了本地化的可行性——我覺得非常好,這也是共益企業最終能形成全球化運動的保證。同時,它也讓我們重新理解了全球化。雖然共益企業的發源地在美國,但它有強大的文化適應性,它因此獲得了很強的在全球推廣的能力。如果它始終採取一種總部分控底下的方式,共益企業概念的生命力是不長久的。

2012年,共益企業的概念進入樂平基金會視線。此後4年,該基金會反覆研討、考察共益企業的概念與認證標準,並在2016年正式開啟了共益企業在國內的認證推廣之路。

企業家精神是共益企業的核心

《中國慈善家》:共益企業所提倡的好企業概念追求對員工的友好以及對社群的友好,它和曾經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在理念上似乎一樣,例如建立廠辦學校、廠辦醫院等,那麼共益企業會否重蹈曾經國有企業的覆轍?

沈東曙:共益企業和國有企業有本質的區別。國有企業的特徵是沒有企業家精神,它提供的是公共性、壟斷性的服務。用壟斷資源做競爭性生意,不需要什麼創新,也不需要太多的企業家精神,因為你的資源和別人不成比例,這就好像普通人不能去跟泰森打拳一樣。

共益企業的核心是一批對社會特別有關懷、要改革原來市場經濟制度的企業家,他們有企業家的才華、能力與精神。這是共益企業區別於其它企業最核心的地方——它和從NGO轉型過來的也不一樣,NGO的很多領導是從某個社會議題開始關注,是從情懷出發,而不是從能力出發。比如NGO領導關心男女平等的社會問題,但他不知道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而企業家則不同,他本身是有創新精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的,他之前沒有接觸到男女平等這個問題,當他接觸到的時候,他能迅速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並付諸行動。

《中國慈善家》:你強調企業家精神是共益企業的核心,那麼企業家精神到底是什麼?

沈東曙:我們是在經濟學的基本意義上說企業家,或者也可以把他稱為創新者——企業家是追求結果的創新者,企業家精神是指對好的結果負責的創新者精神。

企業家主要處理不確定性事件,他要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去實現目標,把不確定變成確定,並對結果負責。他可以是一個大學校長,也可以是一個醫院院長,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部長也可以。當然在不同情景下,應用企業家精神的條件有所不同,一般在公司化制度裡面更容易,因為那種制度最能夠讓他發揮。如果是一人一票的制度,那麼企業家本身要花很大的精力去說服投票者,但在一個股份制中,他可以自己爭取足夠強的投票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國企領導都不是企業家,因為他們是被任命的。

但是在中國,我們經常把企業家和成功的商人掛鉤,而商業本身又時常和欺詐相關,因此企業家形象在國內變成一種極端形象,一種財富上成功人士的形象,為了目的無所不用其極的形象,這是對企業家及企業家精神的誤讀。

《中國慈善家》:你說國企領導不是企業家,能為我們舉兩個企業家的例子嗎?

沈東曙:國內就有很多,任正非、馬雲、馬化騰,他們都是。我個人更喜歡順豐的王衛,他們都在做創新的事情。從創新這一點上來說,過去的柳傳志、張瑞敏等也是非常好的企業家。

企業家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他能夠在有限的資源中儘量把握,實現目標。哪怕你只是一個超市的負責人,但你把超市做得很好,也是企業家。至於規模上的成功,那是運氣決定的。

2016923日,北京樂平公益基金會和香港社會創業論壇,攜手仁人學社、社會創新合作伙伴,共同舉辦了兩岸四地共益企業前瞻論壇

國內發展共益企業的時機已經成熟

《中國慈善家》:共益企業到底是什麼?我們該如何界定它?

沈東曙:首先我們談論的共益企業其實包含兩類,一類是B Corp,就是在各個地方通過了立法,企業本身有使命並從事具體社會問題解決的企業,它能夠得到某種利益上的幫助,或者股東更少干涉它在運營和實現社會目標之間的平衡;還有一類就是經過共益實驗室認證的企業,它更激進、更組織化、網路化、全球化。

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其實我們面對的是三類企業,一類是法律概念上的企業,在中國只被理解為商業企業;一類是有社會目的的企業,我們更多把它當成從第三部門轉變過來的企業;還有一類就是共益企業。它們互相都有交集,為了討論方便,我們先做這樣的區分。

這三類企業其實都在討論兩件事,一個是社會價值問題,一個是效率問題。

純粹的自由市場論者會說,這個世界資訊對稱,而且市場充分競爭,這個時候任何一個企業都在解決一種社會需求,社會需求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問題,那麼只要有企業就行了,所有問題都能解決了。

但傳統的第三部門則認為,自由市場論者的觀點不對,因為市場不是那麼資訊透明,競爭也不是很充分,所以一方面對企業做一些限制,防止壟斷,一方面應該有第三部門補充一些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部分。這種理論也流行了很長時間,所以誕生了很多NGO組織。當然有人會說NGO不是在企業之後出現的,例如當年教堂附近就有很多非政府的社會服務組織,從時間次序上來說不對。我認為這種邏輯其實是知識分子的妄想,實際情況就是市場和政府雙雙失靈導致第三部門出現。

不論是作為第二部門的企業還是作為第三部門的NGO機構,它們誕生後都在不斷改進,第二部門在努力向社會價值方向靠攏,第三部門則在向效率層面改進,這是一個相互往中間跑的過程,這個中間地帶越來越大,最終跑出來一個在國外被稱為第四部門的地帶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部門,而是政府、企業、NGO多方共同努力,最終創造出來的一個更加複合型的組織,共益企業,就在這個中間地帶。有人認為共益企業處於第二部門的延長線上,但從創新的角度來說,我認為不用急於去定義它是第二部門的延伸或者是新的第四部門。為什麼?道理很簡單,畢加索的畫今天我們還在看,但畢加索畫的評論家今天誰還記得?所以我們更多地是需要去看,看它的發展前景。